在社造邊界中的流浪與固著

在社造領域中，知識份子這一名詞並不常被提及，比較多出現的是學者專家或專業工作者這一稱呼，那麼，為什麼我要特別指出或搞出知識份子這一種東西出來？當然不是為了標新立異或突出一種菁英集團的存在，而是為了有助於展開以下關於社造中一些往往被視為理所當然，但其實處於模糊狀態的社會關係的釐清，這也許可以先從一些關鍵字的再理解開始：

 

 

就社造來說，對社區在行政範疇或地理疆界上的定義，這幾年來已被證明是沒有必要且意義不大，反而是社區的社會意義究竟是什麼？社造工作如果也意喻了社會改造的意義，那麼就無可避免的得將社區放在社會脈絡底下來理解──社區是社會組成的有機組織，社會的結構性問題與運轉邏輯因此也延伸到社區內在，彼此互相影響，也互相辯證。社造工作在這一觀點下，本身就具有社會改造的意義，不論實質上產生作用與否。所以社造是否是社會運動？那麼多社區同時在進行，已經是一種運動，剩下的只是辨識這種運動的方向性與影響力，這同樣要從社會性的觀點來檢視，也同時讓社造問題變得不是那麼單純化，論述的必要性也許有了初步的確立。

 

社區／社會，社造／社會改造，這兩組字集被提出來後，社區居民的意涵也跟著有所不同，居民不是被禁錮在社區中生活著，而是社區與社會這兩種抽象範疇中的具體連結者。一般而言，在鄉村，社區與聚落對居民是較為直接的生活範疇，在都市則反過來社會性大於社區性，這之間的分際並不太需要考究，人都是生活在總體的社會關係之中，並且在不同的權力結構中具有多重不同的社會位置──也許在企業中是高階經理人，在社區中變成發展協會的一般會員，回到家則是一個母親或父親，同時也是一個女兒或兒子。社區居民的概念，在社造中有時會被固著在社區與社區工作的想像底下被集體的符號化，重新回到「社會公民」的脈絡後再來理解社區居民這一概念，更有利於將「人」從「居民」的固著狀態中釋放出來，從而展開對社區內在結構更深層的分析與理解，包括歷史、經濟與文化性的，這將有助於發掘社區發展困境與矛盾的所在，並且與社會發展矛盾與困境接軌起來，使得社區工作與社會改造之間不再處於割裂的狀態。

 

社區參與的精神一直是社造當中的核心價值，主要用意在於建立居民對公共事務的參與，於是重點就在於對公共事務的認知。想像中的社區如果確實存在，是建立在住民彼此所形成的社會網絡，這網絡由工作、宗族、權力、地緣、經濟關係交織而成，像一道複雜的蜘蛛網，社區位於蛛網中央，透過密佈的蛛絲與社會聯繫起來，這樣來說的話，每個人本來就自然參與其中，也因為這樣的參與，社區／社會的存在才得到確立。那麼社造何需再去強調公共參與這件事？因為自然參與下的人大都處於被動的制約狀態，其參與方法與所處位置通常是被決定的而非自主性決定的，社造強調的社區參與在於化被動為主動，從去主體轉為建立主體，進行這一過程，勢必要從被動與去主體的形成原因中開始扭轉的工作，這同樣使得找出原因（發展矛盾與困境）的工作變得關鍵與重要，這樣便可以比較清楚的回頭檢視社造操作方法的有效性，譬如以收集老照片作為社區參與的切入點這一方法，與社區的結構性問題之間的關連性如何？文史工作是否能建立作為社區發展的歷史性觀點與反省基礎？於是對社區公共事務中「公共」這一關鍵字眼的理解，不僅是譬如「環境綠美化是屬於大家的」這樣的簡單訴求，而是以新的社會關係取代原來的社會關係，這種取代過程如果沒有產生的話，社區參與就僅僅只是動員而非社區內在邏輯的改變。

 

容我借用一下葛蘭西(Antania Gramsci)的話──每個新階級隨著自身的創造與逐步發展中形成的「有機的」知識界代表人物，大部分是伴隨著新階級所出現的新社會型基本活動各方面領域中的「專家」。（《獄中札記》第四部分：文化生活問題）
 
我的意思並非故意引用這段話來硬套，而是這段話貼切的點出社造界中學者專家的定義──「有機的」知識界代表人物。而如果將新階級轉化成新的社會關係，並引申到社造領域來看的話，那麼就清楚的指出社造中的學者專家即是社造的知識份子。

 

葛蘭西對知識份子有革命性的定義，他解釋各行各業都存在著不同的技術熟練程度以及創造性的智力活動，因此：「在這種基礎上可以肯定說，一切的人都是知識份子，但並不是一切的人都在社會中執行知識份子的職能。」將前後兩段葛蘭西對專家以及知識份子的說明連起來，就是我想要陳述的主要意涵，我將之轉譯如下：社造中，一切的人（包括社區居民），都是專家，也都是知識份子，但不是每個人都在社造中執行知識份子的功能。

 

當社區總體營造中的「社區」這兩個字成為地理性的邊界而非社會性的概念時，所有非屬社區居民的人立刻都變成外來者，文化研究中稱為他者（others），意思就是「我們」以外的人。這象徵一種原罪，同時出現一些怪現象，我舉兩個，一是所謂的蹲點，非社區居民者如果要進行社造工作，首先被要求從他者變成我們（居民），方法是進入社區邊界駐在社區以消除作為一個外來者的原罪，但除非真的遷居社區，否則永遠都不會是真正的社區居民，地理意義上的蹲點除了暫時進入邊界的偽裝外，其實一點意義也沒有。
 
於是，不願或無法蹲點的社造工作者就處在一種非常尷尬的狀態，特別是當社區居民的意義被固著在社區的邊界裡而非社會性的理解中，同時其正當性又被上綱到帶著民粹味道時，這些工作者就成為永遠的外來者，最後被冠上學者專家或專業工作者的名稱成為道道地地的他者，當與社區居民的關係無法用蹲點來找到暫時的正當性，又擔心被指責成上下指導關係時，這些人就成了既在在地認同中流浪也被身分固著的學者專家，與社區的關係既尷尬又曖昧不明。

 

上文中總共羅列了六組關鍵字，看似曲折複雜，其實最終都指出本文最大的核心概念──邊界的形成與形成後的固著。邊界指出社區與社會的邊界、社區居民與社會公民的邊界、學者專家／知識份子與社區居民的邊界，他者與我者的邊界。固著則指出不同邊界下的每個人被僵化在固定位置無法超越的困境。於是社造看似多元的進行著，其實是力量的渙散，許多人、許多社區像陀螺一樣忙碌的旋轉著，但始終受到社會運作邏輯的制約，被閉鎖在個別的社區進行各自的工作，並消耗許多資源與能量做著與社會改造無多大關連的工作。如果有可能計算一下這麼多年來，有多少社區總共畫了多少社區導覽地圖與收集了多少老照片，投入多少資源與社區動員能量，也許就能帶來更大的反思。

 

我的意思不是這項工作沒意義，而是思考到許多經常被慣用的社區操作方法，其累積性與策略性的問題。面對這種種困境，我無能也無意提出一種簡單而不負責任的解決之道，受於字數的限制，我暫且提出某些思考路徑來探索這些問題：

 

1、 將社造放在社會性觀點下來看待，並從台灣社會的結構性問題分析社區發展問題。
2、 從知識分工與實踐分工的角度來置放每個人的位置，並且允許位置流動的可能性，以此去除邊界的形成與固著狀態，從而尋求更多的角色釋放與連結關係。
3、 正視知識份子的責任與位置，以執行知識份子的職能替代被身分化後的學者專家符號。
4、 開放性的來檢視社造中的一切，隨時保持自我批判、反省與實踐的清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