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文建會夠窮，所以社造才能一路發展

當我說明兩年來這一百個社區是怎樣從沒有概念與經驗，到熱熱鬧鬧的動起來，而社造中心又是如何的投入輔導工作，甚至連社區中誰暗戀誰都知道時（不瞭解八卦就不瞭解社區），老師很訝異的說：「你們的操作可以細緻到這種地步？這樣一年需要多少經費？」「五個團隊連社造員工作津貼與社區小額補助款加起來大約五千萬。」我有點不好意思的算了一下（說也奇怪，我又不是文建會官員，跟人家不好意思什麼），不好意思的原因是覺得五千萬是一筆很大的數目，可是老師立刻接口了：「啊！文建會可以花那麼少錢做這麼多事，╳╳會隨便一個小型硬體工程就要幾億說，後來才發現光蓋硬體沒有社區參與是不行的，想協助社區發展又不知道怎麼著手，文建會的腳步走的還真是前面。」老天為證，以上這回事可不是因為吳大編輯╳寧小姐硬逼我好好反省這幾年我在社造上究竟幹了哪些事，我無言以對之後瞎掰出來的，而是過年前確實發生在我辦公室的事。

 

還是費言少說，講坦白的，老師這麼說完後我有點鬆了口氣，確實，雖然我與許多社造朋友私底下都認為文建會花在社造的錢是一本萬利（是公共利益喔，畢竟這是納稅人的錢），但是由其他人來肯定還是很高興。也許有人會問，你又不是文建會主委，人家肯定社造政策你高興個啥？我的回答是，社造不僅是政策，更是人民主體意識的自覺與在地認同的行動。

 

我們都知道政府最喜歡做的事情就是計畫，依計畫建設，依計畫管理治理，有了計畫總是使人安心，起碼民代問起施政內容時有個交代。這是現代化國家的一大特徵，在民智未開時確實也將台灣帶往現代化之路。但是現代化不是全無問題的，產品大量生產複製取代了手工、知識商品化後摒棄了在地知識、與傳統對立造成價值的斷裂與無所適從、人定勝天犧牲了環境品質、市場的消費主義物化了一切的美好事物，在建設國家的許多計畫之下，我們的生活反而支離破碎，甚至連鄰居都不認得，連一條乾淨的小溪、一棵老樹、一棟帶著成長記憶的房子都守護不了，更遑論面對城鄉差距、產業凋蔽、年輕人外流、社區被掏空的困境了。

 

政府無可諱言的必須計畫，但社會與文化生活是難以計畫的，面對複雜且各不相同的在地特質，即使再多計畫也難以符合不同的需求，更何況過去許多計畫是不考慮人們的想法的，馬路又寬又直比較重要，誰在乎挖起的樹對居民有何意義呢？市場需要高科技、高學歷人才，誰理會目不識丁的老漁夫、老農民知道多少海洋與土地的知識，記得多少前塵往事呢？

 

社區總體營造雖然發展出了一些知識、一些方法，但總而言之是在重新反省現代化帶來的困境、去中心化、強調在地性與居民參與、重建生活價值與發展主體。

那麼文建會又是怎麼操作的呢？翻開十年來文建會社造政策的軌跡可以發現，早期的社造仍不脫計畫的框框，只不過計畫內容比較符合社區的需要，但許多計畫仍是以硬體建設為主，因為那麼多社區，誰知道哪個社區需要哪個？漸漸的，文建會也變聰明了──反正我永遠都無法搞清楚社區需要的是什麼，所以就不如社區居民自己來決定需要什麼。

 

這是一大轉變，不僅是文建會社造政策的轉變，也可以說是公部門施政思維的轉向，計畫還是要計畫，可是文建會的社造計畫變成「教社區居民怎麼自己計畫」的計畫。這種轉向對於政府的公共政策來說，確實是個典範（雖然我不太喜歡用典範這麼教條的字眼，但也想不出其他說法，反正就是那個意思）。

於是就像其他領域一樣，社造也有許多學者專家，可是這些學者專家已經不幫社區計畫，而是協助社區居民怎麼組織、怎麼動員、為什麼要搞社造、有哪些切入點、怎麼擬定策略、哪兒可以交流觀摩、企畫案怎麼寫、哪些公部門有經費可以補助、專業知識可以找誰幫助等等。幫人寫計畫的話，專家永遠就那批人，權力永遠就被壟斷，可是教大家怎麼搞社造就很不同，結果是很多人都是專家，都是老師，連國語講不溜轉的老阿伯也成了老師，講古也有鐘點費可以拿，你書讀得多，但我木工做得好，只要參與社區事務，每個人都是專家，這下文建會反倒落的輕鬆了，需求社區自己會討論、計畫社區自己會提，加上人人都是專家，民間力量愈發蓬勃，說要不愈搞愈有勁也難。所以我知道文建會社造科的男的有很多球鞋，女的有很多平底鞋，因為社區到處跑，跟大家哈拉打成一片，雖然舟車勞頓，但也挺逍遙快意的。

 

最後呢，個人覺得文建會社造搞得有聲有色的一個關鍵是：文建會太窮了（連我都覺得不好意思了）。文化機構窮不見得是好事，但是社造窮些好，因為就我瞭解，大家也知道從文建會挖不到啥肉，所以反而執著為社區公共利益打拼，沒人會想到撈油水之類的狗屁倒灶的事，這就成了社造的文化。譬如社區發展協會的總幹事雖然是義務職，但總是一直在幹事，而且很奇怪的是愈幹愈累，卻愈幹愈起勁。台灣民間社會這麼多有心人在打拼，難怪文建會的社造工作會走得那麼前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