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實與虛構。社運與社造──那記憶中的社會運動與現在的貢寮

參與過90年代前後台灣社會運動的人，很多都有一個深沉的感慨：「今天的台灣社會，跟我們當初所揭櫫與奮戰的理想完全不一樣。」在感慨之餘，是更糾結在內心深處的無力與失望。對我而言，《貢寮，你好嗎？》意不在反核，而是揭露了這一真實而無奈的現象。

可是記憶往往不是某個特定時空脈絡的真實再現，反而往往是滲入個人情感與生命經驗後的再構。從那時至今的我們這批號稱學運世代的人，因為運動經驗之故，往往會不自覺的將1990年代的記憶在今日重構後置放於當初的時間位置上，然後再拉回今日的台灣社會情境，以致發出深沉而無力的感慨。這正是生命情境，不用論述，無需辯證，也非關理性，當我在貢寮的一個陰冷潮濕的日子裡看著《貢寮，你好嗎？》時，正是這種既真實又想像的記憶在心中的時間長廊裡不斷迴繞，並且在看完之後陷於其中嘆息不已。

我們都有一個致命傷，就是記憶都是不連續性的，而真正要命的是我們都受這種不連續性的制約，重複的將情感上的1990年代前後與現在並置，可是今日會成為昨日，隨著時間不停流動，在1990年代與現在之間的時空裂隙也就愈來愈大：因為運動對生命經驗之重，使我們常在不經意間跳過了這世界與台灣社會十幾年來的發展脈絡（社會狀況真的比那時還差？運動已經無望？），也使我們對街頭忘情不已，忽視去探究運動的其他可能與實踐方法。

也許運動並未散逸，只是社會條件已經改變，赤裸的體制暴力轉成隱性的權力操控、威權政治轉成柔性規訓教育、機構的箝制轉成無所不在的控制，甚至我們所批判的資本主義都反過頭來消費與馴化我們的熱情與良知。當社會控制從幾個具體而顯著的議題與抗爭對象，進入我們生活週遭沒有特定路徑四處蔓延開來時，也許我們就該重新認知這些社會脈絡，思考運動的處境與場域何在的問題。那麼很明顯的，街頭、集結、群眾、大議題的運動模式也許已經不太適合現今的社會結構。生活、差異、主體與去中心化的烽火遍地運動，也許是一種新的運動思維與轉型。

這幾年，個人因為從事社區工作的關係，讓我有許多機會反思過去的社會運動，以及剛好在運動退潮之後發生至今的社區總體營造這兩者的關聯性與差異性，因為都是社會改革運動，所以彼此關聯，並且在時間上有微妙的銜接。差異則是街頭／生活、群眾／差異、大議題／多元開展、政經結構／在地主體之間的轉化。

所以，放映那天我曾問：「反核成功，貢寮會比現在好嗎？」這個問題我也曾經問過台南七股：「反濱南工業區成功了，現在住在七股的居民們生活條件改善了嗎？」這麼問，不是說反抗不重要，應該是說面對著眼前巨大的敵人，在手執矛盾全副武裝的對抗時，就不太容易回頭檢視盔甲之內自己的主體性力量，特別是這些壓迫發生在社區時。也因此，七股的抗爭成功，環境留下來了，但世代住在那兒的居民似乎沒有跟著留下來，虱目魚養殖產業每況愈下，人也慢慢的離開了那塊土地。於是，簡單比喻的話，那時的社會運動是外科手術，直接處理某些病灶，社造是體質改善，因人因地而異，需緩慢持續從根本做起。

這當然是一種運動，只是沒有太多激情與短兵相接的戰鬥，需要的是持之以恆的內化熱情與耐心，但卻是動完外科手術後的必要過程，就像治療好肺病後如果繼續抽煙，也許還會再患一樣。於是回到貢寮的核四抗爭，我的觀察是反核與貢寮的社區主體建構同等需要，否則抗爭受挫，在地的生命力很容易就跟著崩垮。不過我得強調，社造不是萬靈丹，十來年走下來，問題也還不少，但討論社造問題並非本文主旨，不需多言，只是以社造來回顧社運，確實能讓人有所啟發。

當初，貢寮的反核運動是所有社運者心中的聖杯，因為核電背後，映射了國際政治、資本邏輯、政治暴力與科技威權等諸多大家所關注的問題，今昔對照，除了運動情境本身發人深省外，貢寮居民承擔的苦難益發顯得沉重。藉由《貢寮，你好嗎？》的完成與放映，以及愫欣、偉傑、建志等「綠色公民行動聯盟」許多朋友的反思，我真心希望，一種新的運動能在貢寮展開。

註：本文寫於記錄貢寮反核四紀錄片《貢寮，你好嗎？》（崔愫欣導演）首映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