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社造30年：從定錨到錨定的社區工作

10. 【我的社造30年：從定錨到錨定的社區工作】｜2024臺馬社造共伴之旅

文 / 游雅帆 臺灣社造聯盟監事

 

#2024臺馬社造共伴之旅

 

一、看見莊白琪-再見十八丁(Kuala Sepetang)的社區工作

莊白祺當初以一個外人的身份，紥根在十八丁10年，為了保育雨林生態而發展環境教育的旅遊，讓人們在旅遊中產生對雨林生態的感動，炭窯的解說讓我們了解紅樹林的砍伐與再植的保育循環運作，也透過這樣的生態教育旅遊發展婦女的紅樹林樹皮冷染，連帶著餐廳、住宿因運而蓬勃。十八丁是一個交通不便的漁村，距離太平城市約18公里，是霹靂州北部的一個華人小漁村，莊白琪協助社區與環境教育、生態旅遊的崛起和潛力發展下，十八丁已成為「社區就是課室，大地是課堂」 的營造，讓一個沒沒無聞的小漁村，在全馬打響名氣。而白琪不斷地與居民對話，協助居民思考與自決，理解旅遊繁榮的基礎是來自守護生態環境的價值上，唯有不破壞這環境才會友善的經濟循環，加上依霖的解說很清楚下一步將去面對橋另一邊的居民所面臨的社會議題。

 

重要的是莊白琪和依霖能謹守一個外來工作者的角色，不斷等待與溝通、傾聽居民的聲音，這種步步拖著走的社區營造，過程雖然緩慢卻值得等待，才不會揠苗助長變成曇花一現的社區營造，是需要功力的。我們很容易在知名度上迷失自己，成熟的工作者用時間換取環境的守護是值得的但也漫長，需要毅力，相信臺灣的環境守護工作者均能體會。

 

佩服的是那種等待的功力，如果沒有理解何謂社區營造是不會有這樣的能量思維。而我就是那一種草根型的社區婦女，花了30年才懂社區參與的群要如何建構，如何在生活中滋潤彼此的關係，在關係中共創未來的可能，這是一個重要的工作累績。透過新新村 Village Vision白琪與依霖的經驗，也回顧我的社區工作30年的實踐過程。

 

二、我的社造30年：從定錨到錨定的社區工作

在傳統社會文化影響下，台灣家庭中女性還是扮演著傳統的角色，不僅是家庭中的主要照顧者也是經濟的來源者時，女性的社區參與是受到限制的。政府所推動社區工作的政策是，用志願服務參與社區工作模式，對於日薪階層的人來說是不太實際，且可能無法提供有效的學習和社交機會。因此在1995年從事社區工作時，我大膽地提供了一個有效的解決模式，即為鄉村女性提供計價（給於誤工費）的公共參與機會，以利我們鄉村婦女社會互動與學習，並有經濟收入的機制。 

 

從1995年開始這種有提供誤工費的社區參與模式，使鄉村女性從家庭角色中解放出來，並且讓我們有機會成為社區參與的一員。這樣的參與模式也幫助鄉村女性增加經濟收入，兼具家庭照顧角色。重要的是我認為除了經濟效益外，這種參與模式還可以幫助鄉村女性獲得更多的社會支持和互助。在工作中，她們可以與其他人建立關係，並且在營造過程中建立社會網絡。這樣，她們可以從社會上獲得更多的支持和幫助，並且能夠與其他人分享自己的經驗和知識。

 

然而，採用政府資源的挹注的社區工作，形成取悅市場的社區參與和專業化，容易讓我們將社區工作當成是單一的交易關係與工具化彼此的關係，在政府的績效指標下更形成我與婦女在工作上是對價導向的關係存在，而專業化就是一個集體特權和集體向上流動的過程，「專業」之所以「專業」是權力因素遠高於知識程度，也高於服務精神。而我卻認為學習各種專業取得證照，跨過門檻「參與」到其中，我們才能夠重新談論資源的「重分配」，學習行話、漸漸變成一樣的人，而永無止境的學習變成一種壓迫，被夥伴排擠和眾叛親離，看見內心不安，「我」不見去了，政府制定遊戲規則，想分一杯羹的人就要守規則，過程中忽略了其中更重要的互助和共同體意識，並讓社區工作在時間與績效指標下無法看見所創造的關係是如何在流動著，而我所自豪的增加學習成長的機會，其實只是不停止的符應主流的技術與用語，逐漸失去自己的主體而已。

 

運用政府資源的經費編列弔詭之處，是需要自籌10~20%，而且社區營造專業分工的計價方式貶抑勞動階層，更讓貧困者落入無緣的人，沒機會透過政府資源產生社會互動、網絡、累積人脈，政府要的共同體，是鞏固權力、撫民與教化政策，培養新的聽話的頭人，不是關心真正需求的人嗎？不放棄的我，只好先明修棧道、暗度陳倉，且戰且走柔性改革，找一條友善的入徑，技巧與謀略，歷史與社會現象的理解，讓無緣的人可以有學習、社交、社會貢獻的機會。

 

長期踩在一個助人位置的我，真的是「大目新娘 找無灶」，讓婦女進場的主體卻不是婦女，只是提供他們進場的機會，我還是在國家的遊戲規則中去符應這個體制，雖然我有站在這國家機器內「站在外」的思維，但好像沒有認真的行動，我總以為我正在行動中，所以才會有備感委屈，其實我還是在順服在這系統中，視野的不足下接納主流觀點，沒有能力看見每個人的生命經驗和文化的差異，更不用去談集體創造差異共在的人間。

 

人是多重面向、被看重是應有權利，不是被工具對待，共同體是一種過程，透過實踐社區有共同經驗與知識，情感與關係的存在，自然而然地擁有生命共同體，專業分工與經費編列的政策之下，走進有形的應證方式，對價與KPI的佐證的年代，如何在規範下走出我們的社區安全網的建置，如同滕尼斯的體系中，「共同體」是自然形成的、整體本位的，而「社會」是非自然的即有目的人的聯合，是個人本位的。

 

三、社區工作的戰術與戰略

塞杜對於日常生活的主要觀念，定義了兩種行為戰略（strategic）：「策略」就是一種實體、是一種權力，也就是會讓人去遵循的一個習俗、規範，他不容易崩解或重組。而戰術（tractical）就是我們所謂的一般人，常用「上有政策、下有對策」、虛與尾蛇的、陽奉陰違的、迂迴的、分散的、間接的戰術，也就是一般人民的游擊式反抗，來抵制大環境求取生存的小技倆。人們因為無法自創領域來自我管理，因此必須透過「戰術」他者的專屬地（專業領域），進行迂迴滲入專業領域的權力所在。雖盲目卻是敏銳的察覺機會而運用技巧。形成隱藏在身上的默會知識和慣習，賦予一種戰術的流動性。不管任何身份與階級都懂，如果不影響其大利益下，彼此相安無事，我還在肖想如何在煮蛙效應下完成我的戰術。實踐中：思考生活價值、降低物慾，實踐中：擁有思考問題的邏輯能力，實踐中：面對問題的能力，能選擇與承擔，實踐中：解決問題的資源，自助人助，維持有限的自由與自願的秩序

劉易士在貧窮文化 一書中認識貧窮並非只是坐困愁城，他們自有一套文化與行事標準去因應環境，對於定錨在想帶領婦女們翻轉階級的我，誤認之下造成彼此傷痕累累，重新錨定我的社區工作，嘗試找回我們在社區可以同行之路，因此書寫這30年的社區工作過程，讓自己擁有再投入的實踐知識，以期待同為社區工作者之借鏡，避開「助人」的觀點與視角，並能互為主體切入與社區、部落們同行，並為自己社造30年救贖。

 

2014[1989]  《貧窮文化：墨西哥五個家庭一日生活的實錄》（Five families: Mexican case studies in the culture of poverty），丘延亮譯。台北市：巨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