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界與賦權-爭取庶民發聲路徑的台馬共學

4.【跨界與賦權-爭取庶民發聲路徑的台馬共學】｜2024臺馬社造共伴之旅

文 / 李美玲  臺灣社造聯盟理事

 

    如何了解另外一群人，從他們身處的國家政治環境、地理位置、氣候、歷史環境背景，理解他們如何在原有的條件底下，以行動去改變現況，挑戰現有的困境與社會關係。而我們會從台灣來到馬來西亞就是這一連串行動累積的能量，讓更多不同領域的人刻意一起同行前進。但常常是身處困境、資源匱乏、求生意志強烈，又充滿行動才會成為同行之人。

 

那天前往馬來西亞的華航班機上，我看了《富都青年》，手上拿著簡永達的《移工築起的地下社會》，然後數度痛哭失聲。

 

——馬章舞墨新村悲情的歷史，社造走出新路-台馬異同

行程中拜訪檳城州州議員李凱倫，州議員運用經費在馬章舞墨新村推動新村節等活動，以節慶的概念串連並推動新村的社造工作。在歡愉感人的節慶活動中，「新村」是什麼?是跟台灣的「眷村」相似的概念嗎？結果完全不相同。

 

華人新村是馬來西亞華人聚居的村落，形成於1950年代，是馬來亞英國殖民地政府在長達12年的緊急狀態中設立的一系列華人集中定居點。 當時英殖民政府為了阻止郊區的華人與森林中的馬來亞共產黨游擊隊接觸，便將原本散居在郊外華人集中起來，這些集中點後來就變成了華人聚居的新村落。在1954年全馬境內的新村數量多達480座新村，移殖了約57.3萬人，其中華人占約86%。

 

「當時許多華人是被舉著槍枝的英國軍隊要求2-3小時整理好行李，匆匆就被帶到新村了。原來的家就再也沒回去過了。」，我心中的念頭是這不過是就看似文明的「戰爭村落大型監獄」或是某種人身自由限制的「戰爭集中營」，而且是以族裔作為你是否為戰俘的依據（你是華人你就是敵軍）。一個族群身份「印記」，在社會上、國家上畫出一道人民之間的「界線」，並以新村的實體圍牆做為呈現界線的「牆」，區隔一般人與華人的不同。

 

台灣的社區總體營造則是在二二八事件與長期的白色恐怖中，如何重拾對於公共事務的參與，從另一個視角是「賦權」，將原本屬於人民的權利交回至人民手上。也許是某種相似的歷史悲劇與情境，國家主權與殖民霸權，創造了一種「印記」你不配擁有某種權力、也跟其他人民不應有相同的對待。

 

回到檳城的新村節，在觀看新村節的紀錄影片時，我數度落淚，新村裡的居民就跟我們一樣，也許勤勤懇懇開個小麵攤、平時還有自己的個人興趣騎騎重機的麵攤老闆，會在聊天時開懷大笑，年輕人回來家鄉開咖啡店，母女會小小爭執，卻又默默支持，就是這樣充滿個性小故事的新村。新村的行動領袖是檳州議員李凱倫以節慶的概念串集許多人民，在自己生長的土地上遊行、歡笑、學習、照顧家人，創造美好的回憶與他人的觀看，是一種生命力與行動成果，就像我們也要在歷史軌跡、戰爭與殖民下黑土殘屑中開出一朵屬於自己的花。

 

——希望之谷-世界第二大的痲瘋病院

關於痲瘋病，當時大量罹患痲瘋病，但是科學與醫學束手無策，在知道痲瘋病有傳染性之後，人們的恐慌讓這些痲瘋病患者進入療養院被集中管理與進行醫治實驗。台灣有樂生療養院，在馬來西亞則是雙溪毛糯療養院又稱為「希望之谷」。當日為我們介紹的是彥妮，原本是一位媒體工作者，是在保存運動中開始關注這裡的院民，並投入行動至今。他描述著痲瘋病患者進入院區後，就會獲得一個編號，然後拿編號與木製的醫療紀錄板，拍下照片。這是一個用疾病作為印記、作為邊界的院區，而實體的牆就是環繞這個園區的高牆，以及人們對於痲瘋病的恐慌心理築起的牆。這個恐慌其實離我們不遠，我們剛剛才經歷過新冠肺炎的疫情、全台隔離三個月、恐慌，只是我們患病隔離14天、封城3個月，那個隔離都是有盡頭的，而痲瘋病患者的隔離卻是一生。

 

彥妮與其團隊與現存高齡院民以藝術作為切入點，透過畫作、繪本、版畫取得話語權，用自己的視角說出自己的故事。痲瘋病阿公的繪本說:「他是一個愛踢足球的小男孩，有一天他不小心踢壞的家中東西，媽媽一氣之下把他的足球搓破……他的夢想是想要成為一個足球選手。」可以想像阿公原本也只是一個調皮搗蛋的小男孩，得了痲瘋病之後，就再也沒有家了。彥妮分享阿公希望下輩子做一隻鳥，不要再當人了。彥妮總是會告訴他，他身邊還有很多關心他的院友與愛他的人，希望他下輩子可以繼續當人。

 

我們一行人到達教室遇見這位阿公時，他依然說著我下輩子要當一隻鳥。他說這裡叫希望之谷根本是無比的諷刺，因為住進來這裡就沒有希望了。我們痛哭失聲，家在他們身上怎麼就是如此困難的一件事。

 

——跨界與觀看

透過人們生活的苦難、喜樂以及區隔，看見界線、印記之後，也拉開視角看見國家主義的政治威權、殖民統治的歷史如何作用與畫出虛構的界線，作為壓迫與剝奪合理化的作為，看似「合法」的法律，才是製造所有不平等與壓迫，而被壓在其下的人們，會用自己的行動，無論是節慶、藝術界入或現代的影音媒體，拉開一個縫隙產生對話的空間，模糊那個界線之後，就可以開啟新的權力與義務推移的公民社會行動。

 

從馬來西亞的參訪認識從政治作為社造運動的行動路徑、藝術作為改變地方的切入媒介、過度觀光化的自省、造人的行動策略，加上我個人富都青年觀影經驗、移工築起的地下社會，20多年來社區工作的經驗中，內心的傷痛辛勞獲得理解，行動也有機會獲得新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