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地化的雙面性──反動與基進

這些年來，儘管大家對於社造的觀點與策略不見得完全一樣，但都不約而同的指出「在地化」的重要性，而「在地化」意味著一種「中心化」的存在，所以在地化其實與去中心化息息相關，或者可以進一步指出，在地化是以去中心化作為前提的。

 

中心的座標──現代化與國家

 

中心當然不是指地理位置的中心（否則南投才是中心，台北、高雄都該是邊陲），而是某種主流意識與主流經濟，這主流被建構的過程即是中心的形成過程。台灣從日據時代開始的現代化，到了戰後加上經濟發展的物質基礎，構築了一個現代化國家的進程，而現代化與國家這雙重要素，如同基因的雙螺旋，形成了中心的雙重結構。

 

儘管國家認同與現代化同為台灣社會發展的正面因素，但也同時帶來了一些影響，現代化標誌了對傳統生產模式、在地知識的揚棄，加上社會物化的傾向，這不啻是標誌著與傳統的分道揚鑣，並宣告了一個新時代與新文化基礎的來臨，而國家認同的迫切性則掩飾了城鄉差距的日益擴大以及在地性格的差異性，所以一個新的中心逐漸形成，而與這過程同時進行的，正是去在地性的過程。將這個過程放到社區這五十年來的發展，最明顯的是傳統生產方式與生活知識無用化，經濟不振，文化失去支撐脈絡，知識分子與年輕人大量往都市流動，加上現代化政府由上往下的決策與建設過程以及透過媒體所催化的主流文化影響，結果往往造成一個人口結構與發展主體皆被掏空的社區。而國族認同高度張力的持續發酵，則對地方性公共領域的形成產生排擠作用，這使得民主的意涵總是停留在選舉與被選舉的層次，而無法進展到譬如地方公共建設、產業發展、社群主體、環境正義等的民主，對於社區來說，這就是社區民主（或者我們所熟悉的社區參與）的缺乏。

所以一個去在地化的結果，代表的其實是社區文化、經濟與政治的去主體化。

 

新中心的形成──全球化與市場

 

不管全球化的概念涉及多少爭論，起碼大家都看得出它那跨國資本與人員流動以及市場經濟強大力量的一面，同時我們也可以逐漸感覺出一個趨勢來，就是現代化國家已經不太有人談論，原因不是現代化的問題已經談清楚了，而是全球化吸引了大家更多的興趣，加上國家的疆界也因為資本與人員的跨國流動而愈趨模糊，在在都點出了一種狀態，就是市場與全球化已經逐漸取代了現代化與國家，逐步的佔據了中心的位置。特別的是，在這種趨勢下，市場的概念不只是經濟與商品的，同時也是文化與政治的，不論在不同地方、不同時間或不同社群間有著不同的關注面向，但市場總是無所不在，即使連美伊戰爭，我們都可以考掘出戰爭背後市場力量的作用，市場這傢伙已經儼然成為所有事物的共主，成為屹立不搖的中心。

 

可見中心不像一棟建築物總是長成那樣，它的存在是一種動態的存在，與歷史的流動性相生相存，就社區來說，在現代化／國家的時期，社區是被中心邊緣化，而處在目前這一時期，社區則是被吸納成為市場的一部分。

 

在地化的反諷──以在地行動來去在地化

 

被邊緣化與被吸納這兩回事，對社區來講的差別是什麼？如果不談在地行動，那麼就都一樣是去主體與被中心支配，只是一種是往外推，一種是向內拉，不過將地方邊緣化的結果，容易造成地方的疏離或反叛，長久來說，其實不利於一個國家的管理與發展，而吸納的方式則是將一切異化與消化成為中心的附屬品，這於是消弭了抵抗的可能性，並且進一步鞏固了中心的位置。比較令人玩味的是，這種「聰明的」演化並非個人或某個集團所能主導，而是社會發展脈絡所形成，從中我們當然可以研究這種演化的有機性是如何形成的，不過那已經不在本文範圍內。

 

回到在地行動，如果放在我們所進行的社造工作來說，雖然社區工作不斷強調在地性格的彰顯，但是「在地性」基本上仍是一種模糊的想像，而我要特別指出的是，這種想像的模糊很大的成份來自於「在地化」不是放在「中心化」的籠罩之下來談，而是忽略或根本沒有意識到中心的存在及其結構，使得我們以為我們的社區行動是在地性的召喚，結果卻導致對中心的依附以及助長其力量的壯大。

 

以傳統手工藝來說，這原本是一種生產方式或產業形態，來自於生活需求以及生產技術的限制，這些工藝的式微來自於兩個因素，一是生產技術的革新，二是在地知識的揚棄（去在地化），在這種結構性的因素底下，重新學習、傳承這些工藝的意義是什麼就非常值得深究。

通常我們可以歸納出技藝傳承具有古老價值與技藝的再現（但是只要是再現就一定是去脈絡性的）、社區生活脈絡的學習與珍視、社區參與、社區產業的可能性，但即使綜合這些因素能夠使得技藝傳承具有一定的意義，但這仍舊會遇到一個根本的問題：要長久維持傳統工藝就必須產業化，產業化就必須市場化（不論是大眾或是小眾的市場），而除非我們能夠推翻市場，否則最後就是被市場吸納，成為某種懷舊紀念品或商品的社區工廠，這一來，所謂的在地化（傳統工藝夠在地了吧！）其實是加速了中心的吸納，而且是連同社區行動力、生產力以及生活脈絡的一併吸納，於是這種在地化的進行其實是中心化的一部分，更清楚一點來說，行動上似乎是在地化，但由於意識形態與價值觀仍然是中心化的，所以在地行動本身反而是去在地化的，只是我們沒有意識到而已。

 

在地化的意義──社區抵抗

 

社造之所以需要或之所以會出現的原因，既然來自於中心化所帶來的種種作用，那麼社造工作的種種作為當然就是以去中心化所帶來的這些作用為主，總的來說是社會民主實踐的過程。社會民主與政治民主不同，是一種更全面的民主，所以當然也包括了環境民主、文化民主、產業／經濟民主、政策民主、性別民主等等。社區操作中的種種類別（包括環境綠美化、閒置空間再利用、技藝傳承、社區地圖、社區報、文史／資源調查、老照片、人才培訓等等）之所以具有意義，是因為更清楚的分別指向不同的多元民主，而全國各個社區的社造工作如果具有社會性的意義，則是因為這些不同的民主意涵共同指向社會民主的形成，進而去中心化。

 

在地化當然是為了建構在地主體，主體形成一方面是為了抵抗中心的吸納，更積極則是與中心不同的另一種發展路線的創造。同樣以傳統手工藝來說，產業化的訴求不管有沒有進展，都面臨兩個結果，一是失去原先的生活脈絡，成為市場中的商品；二是脫離不了市場邏輯，最後使得從在地特色中發展的產業失去在地性。從去中心化的觀點來看，商不商品化不是關鍵，關鍵是生活脈絡與生產組織這兩件事，只傳承技藝也許只能淪為懷舊，但創造其生活脈絡則可能指向環境主義、在地知識、去消費邏輯等，而產銷的合作與組織連結則抵抗市場的競爭邏輯、利益分配不均、文化意義的異化，也就是說，意識到並分析中心化的問題，社造工作才有抵抗性與社會意義上的積極性。

 

關於社造中心

 

所以說，觀察所謂社區工作者的在地性格倒不在於是不是駐點，而是他是在執行中心吸納社區的前線代理人，或者是協助社區建構主體進行抵抗。以此觀點來看文建會社造中心的存在就很清楚：社造中心的存在不保證什麼，因為同樣面臨兩種可能性，一是擔任中心收編社區的中間節點，就像中盤商收購各地的物品後上繳大盤商一樣；二是成為社區抵抗聯盟的基地，協助社區建立戰略／戰術（社造操作策略）與提供彈藥（概念與社會資源）。如果我們確定社造中心的意義是在後者，那麼文建會跨縣市的社造中心與縣市層級的社造中心的意義，就不在於後者更「接近在地」（因為那只是地理位置上的在地，坦白講，意義不大），而是兩者在戰略上一致，操作上分工的關係，而這種分工也有助於釐清文建會與縣市政府在社造政策上的分工與連結性。

 

結論

 

最後，在全球與市場這個中心的籠罩下，社造工作可以說是國家與民間擺脫二元對立，合作對抗新中心的示範。社造工作雖然很「地方」，但事實上卻是去中心化並建構社會主體與民主的最紮實明確的力量來源，不過這個意義的前提在於我們是不是看見中心化的樣子，更精確的理解它，因而以社造工作來抵抗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