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區方案設計與策略應用

 

將文化因素放進來，更能釐清社區總體營造的意涵。首先，所謂的在地優先並非在地沙文主義，而是因為生活不是片段的，是居民世代累積而成，這樣的生活氣味並非專業能力所能完全替代，社造不是要將台灣每個社區都營造成相同的模式，而是各自發展自己的特色，因此，強調在地正是強調文化特質，在以文化特質為前提下，專業力量才能發揮正確的作用。

 

其次，社造可以說是龐雜而長期的工作，當我們較為理解社區的文化特質後，在提出計畫時，工作內容是否有效切入文化面向便可以作為一種評估的原則。舉例來說，當社區的生活環境依然髒亂不堪時，提出民宿計畫就過於跳躍；當我們的文化不能融入社區教育中傳承給下一代時，針對遊客而發展導覽服務便顯得空洞；當歷史建物一棟棟消失棄置時，鋪設行道鋪面或招牌更新，更是本末倒置。

 

社造的對象在「人」而非在「物」，所以即使客觀條件相同的兩個社區，也會因居民特質或者歷史、人文發展背景的差異，而有不同的發展計畫，這正是社區總體營造最大的不同之處。所以，我們與其說是提出一份社區規劃案，不如說是提出一種社區的文化發展策略來的更貼切。

 

社區的文化發展策略具有幾項基本特質，一是具有方向性（或是路線），二是具有機動性與彈性，三是具有群眾性，四是具有主體性。

 

既然帶有「階段」的性質，那麼究竟是何種階段，就端視社區目前的條件與大方向何在，這樣的評估與理解正反映出過程的存在，而決定階段性的工作本身就是一種策略，並且當這樣的工作是以生活為主要面向時，社區總體營造的社區方案設計也就是一種文化策略的提出。

 

 

文化發展策略可說是一種過程，既然是過程，就不是漫無目地，且戰且走，而是必須指出方向，即使是一種模糊的，並不確定的方針，起碼大方向也要確定。所謂方向，舉個例子來說，當我們談到文化產業時，如果知道重點在於文化體質的改善以及居民的集體利益，那麼就不會顛倒過來變成文化商品化，金錢利益優先，重蹈許多地方因為不當的觀光開發（短線操作）導致社區失去原來特色、生活節奏遭受破壞、經濟利益分配嚴重不均、社區主體變成遊客而非居民的覆轍。

 

 

確立一個階段性的方向並不困難，譬如社區環境的改善、生態體系的護育、傳統儀式的復原和轉化、有機農業的建立、傳統文化／技藝的傳承、建築／公共空間的保存和活化、傳統產業的再造、社區學習體系的建立等等都是，重點是這個方向確實吻合社區的需求，並且能將過去與未來接軌起來。

 

 

計畫的方向性其實就是兩件事──做什麼？為何要做？一份具有方向性的規劃案之所以有別於許多大同小異的規劃案，就在於方向性的考量乃是基於每個社區不同的客觀條件以及在地特質，除了是工作計畫外，更是一種發展策略，從生活、文化到產業一一檢視，從社區最需要的部分開始切入，也許是抽象的社區意識的建立，也許是一種人際網絡的再建構，或者是某種傳統人文空間的再現，這會使得我們跳脫所謂建設迷思，不再提到農村文化就是建一座農村文物館，而也許是利用廢棄的豬舍整理後重新利用；也不會一提到居民的聚會就是蓋一棟活動中心，而或許是將土地公廟埕以及廟前的大榕樹下營造成村落的聚會中心；更不會一談觀光就是民宿、宣傳與人潮，而是在地特色與居民分享機制的建立。

 

策略性的思考比較有可能讓社區在軟硬體發展上取得協調性，讓每個階段性的工作之間得到銜接並且不斷前進，如此一來，社區的發展才會有一種明確的進程。

 

 

社區總體營造十年來，累積了一些經驗與方法，透過這些積累，我們總算可以在全球性資本擴張的歷史脈絡底下，尋找建構本土主體性的可能性。從社區營造點串成線再組織成面，也許我們可以有一種比較進步的社會發展策略。

 

每個社區工作雖然僅著眼於自己的社區範疇，但是宏觀來看，卻也是人民民主理念最草根性的實踐，我們可以稍微上綱一下，將之想像成這是台灣解嚴之後狂飆的社會運動浪潮之後，另一波溫和卻播撒於社區最基層的社會改革運動。

 

當然，眼前的社區總體營造尚不具社會改革的氣候，離運動的形成也還遙遠，但樂觀一點來看，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起碼這種可能性是存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