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區總體營造和參與式民主

在「全球化」浪潮衝擊下，「在地化」成為被廣泛討論的對治策略。而社區／聚落作為在地化最基層的載體，自然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這正是社區總體營造當下最重要的意涵之一。

 

再回首看看所謂「民主化」的台灣近十幾年的發展，上至總統、立法委員，下至村里長、鄉鎮市民代表，都可以由人民選舉產生，但為何社會的公平、正義開始遭受質疑？各種民調指向「民主的亂象」大加撻伐？社區總體營造當下另一層重要意涵在此浮現──建構一種「參與式的民主」機制，鼓勵居民參與社區公共事務，期能從社區民主、甚至社區自治扎根，以彌補「代議式民主」之不足，或「直接民主／公民投票」的難以執行。

 

代議式民主強調的是「票票等值的一次計量」，人民只有在投票的那一刻才做了所謂頭家，而後被長期代理，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已成為必要之惡。直接民主是「徹底票票等值的多次計量」，每次行使，不被代理；而台灣既非小國寡民，復有族群因素作祟，更重要的是缺乏實施的相關配套條件，如：人民長期關心公共事務，具備充分討論的平台，文官體系的獨立性，政府資訊、決策的透明度等，所以很難施行。而參與式民主強調的是「票票不一定等值」，更應去衡量每個人參與度的強弱。譬如，一個經常參與社區事務討論與執行的組織幹部，和一個偶爾參與社區活動的志工，以及一個平常漠不關心卻在說明會放炮的居民，其意見在公共事務的運作或決策過程中理應被不同的對待，亦即社區組織的作用應被正確的理解與重視。

 

所以，在社區總體營造的操作中，更應該重視說服、引導、爭辯，甚至衝突、妥協的質性過程；而非凡事數人頭，再度陷入「量化」的窠臼。這不但有助於提升代議式民主的投票品質，更能為部分公共政策實施直接民主／公民投票奠定基礎。

 

 

如以「在地化」和「建立參與式民主機制」作為社區總體營造的當下意涵，則政府在法令規章上亟應關照的便是建立地方工程的社區參與機制。過去政府在地方工程的施作上，一方面鑑於政府採購法的關係，一方面缺乏對社區參與的認知，所以許多關係地方或社區發展的工程，不僅社區居民毫無所知，甚至不符社區真正的需求或欠缺對社區特質的關照，造成許多政府資源的浪費、重疊、甚至互相衝突，同時也帶來對社區發展的負面影響。

 

目前政府各類重大工程設有環境影響評估的機制，其實評估機制不止針對環境生態，也應考量人文生態。因此對於一定金額以上的政府地方工程，長期應比照「環境影響評估法」，增訂如「政府工程社區參與條例」等法源；短期實務操作上，則由行政命令增訂社區參與的相關機制。

 

在操作原則上，建議採用「兩階段公告」，即：預算確定、正式招標發包前，應經公告或其他程序充分告知社區居民；招標發包後，應經公告或其他程序，讓社區居民知道承包的單位及其計畫內容。其次是舉辦「兩階段公聴會」，即：第一階段由政府主辦單位與承包單位召開相關社區公聴會，充分讓社區居民瞭解計畫內容，並提出相關意見或看法。第二階段由承包單位依社區居民意見，提出調整或修正後的內容辦理社區公聽會，其次應視實際需要，至取得與社區居民的協調共識為止。最後則是「社區同意書的取得」，即：公聽會階段結束後，進入執行階段之前，單一社區之計畫應取得該社區村／里長與社區發協會之同意書，跨社區之計畫應取得相關社區村／里長與社區發展協會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書。

 

因為各社區的主體性與發展狀況不一，以上辦法的提出，在現階段不可能完全解決地方工程與社區真正需求之間的落差。但是透過該機制的建立，對於具有主體性或社區營造操作經驗的社區而言，能夠更有效參與和社區發展相關的政府工程之施作，並進一步鼓勵社區居民參與公共事務。對於缺乏社區主體意識的社區而言，由於歷經公告、公聽會、同意書取得之過程，事實上已經透過操作程序建立社區參與之契機。如果工程施作的結果仍不符社區需求或特質，那麼正可促使社區居民反省自身參與公共事務的不足，並檢討村／里長與社區發展協會反映社區需求的能力與代表性，藉此催化社區組織的改造與社區主體性的建立，並學習負起社區自治的責任。

 

在廟口，在小吃攤，在計程車上……，許多民眾侃侃大談統獨、政爭，卻對近在咫尺的社區公共事務漠不關心。「本土化」作為一種政治操作籌碼，從來只是插在金字塔頂端隨風轉向的旗幟，卻不曾是底部厚實的基石。台灣，何止九二一重建區要進行「人的重建」，建立一個社區參與的環境和機制，此其時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