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思考全球化故我社造

課題一：全球化

 

十年前左右，全球化還是一個全世界都陌生的名詞，但是十年後，不論我們的主觀意願如何，全球化的影響已經無遠弗屆。來過台灣的英國社會學大師紀登斯(Anthony Giddens)下了一個註腳：「全球化是一個範圍廣闊的進程，它受到政治與經濟影響力的聯合推動。它在建立國際間新的秩序和力量對比的同時，也正在改變著人們的日常生活，特別是在發達國家中。」（《第三條路──社會民主的更新》，聯經出版社）

 

1、左右鄰居不變，生活卻已悄悄改變

 

科技改變了這個世界的交通、傳播、通訊與交易方式，進一步帶來全球化的進程，「國家」的角色也因而改變：一是國界的模糊化──資本與人員流動無國界、經貿自由化與跨國文化工業的長驅直入；二是國家主權行使的弱化──對外面對區域性結盟或新霸權的出現、對內則是社會控制力道的減弱。

 

即使在最偏遠的高山部落裡，只要有電視或透過網路，人們都可以跳過國家的監理直接與全世界取得聯繫，國家疆界與國家機器在這層次上成為一種虛構，只能在國家或國族認同中確認其存在。也就是說，全球化不只是我們所強調的外國農產品進口帶來的衝擊或經貿面向而已，而是已經悄悄的滲透到每個人的日常生活中。

除了總統大選或面對中共飛彈威脅的情境之外，我們愈來愈難以從生活中細膩的區別出國家與全球的差別，就如同我們不太清楚一件衣服從原料生產、製造到販售究竟旅行了幾個國家、經過多少不同膚色的手；或者一部好萊塢電影背後的資金來源，經過多少跨國製作，行銷到哪些國家給不同的人們閱聽一樣，當然更別說有意識的解讀一部電影所蘊含的價值輸送或權力結構。

 

天天過活，日子似乎一成不變，但原來我們已經活在全球化當中。

 

 

2、傾斜的天平：全球←國家→地方

 

六、七年級的年輕人對日、韓明星的認識可能遠超過左右鄰居，看到湯姆．克魯斯的尖叫分貝肯定比阿扁總統還高。有人認為他跟哈利．波特很熟，有人對貝克漢老婆高貴辣妹差點被綁架的關注遠超過中共對準台灣的飛彈。軍隊、警察、法律與戶口名簿之外，國家機器對社會的控制力一點一滴的瓦解，國家大事不一定是社會事，人們生活在國家之中，也生活在世界之中，這是國家往全球化傾斜的一面。

 

到過日本沒啥了不起，泡過偏僻的小鎮溫泉才能拿來說嘴；喝紅酒人人都會，講得出酒莊的氣候、土質與葡萄品種才叫了不起；去過部落很平常，打過飛鼠、吃過生腸才叫好玩。國家的面貌不再那麼清晰，國家不等同於社會，不同的地方特色才真正具體。

國家獨大的傳統傾斜成全球、國家與地方的三角架構。

 

3、社會權力結構的重構

 

結構性的來看，全球、國家與社會都在發展，原來穩定的社會權力結構被解構後再組構，解構與重構的過程持續進行，形成辯證的過程，彼此合作又對抗。不只國家內部的權力重構，全世界的權力板塊也在移動。

 

國家與全球化的關係如何？以國家主權來說，譬如區域聯盟「東南亞國協」，會員國間形成的國際秩序相對削弱了國家在國際上的絕對主權行使，但也提供了區域穩定的保障以及與中共集體對話的力量。台灣加入WTO後面臨農業衝擊，但也取得加入全球經貿網絡的門票以及政治能量的拉抬。一種又愛又怕的關係。

 

地方與全球化的關係呢？矛盾的是跨國文化工業與在地文化力量懸殊的對抗，這是一種後殖民與去文化主體的過程。但同時文化的多元價值也再度被喚起（即使是因為市場價值），全球化帶來的自由訊息強化了這一向度，於是出現了在地認同的可能性。去主體與建構主體同時辯證式的進行，全球化與地方性呈現著既合作又對抗的關係。

 

至於國家與地方呢？國家權力削弱不代表國格的喪失或國家的消失，而是權力下放的趨勢，台灣這幾年來的地方自治或「小政府、大社會」的呼聲具體反映了這個趨勢。錢與權下放來作啥？當然是藉由地方的壯大來填補國家力量鬆動後所產生的隙縫，這對於維持國力來說是雙贏的合作狀態，但是傳統國家機器與民間社會矛盾的關係並沒完全消失，於是從結構鬆動中出現了合作的可能性，國家與地方的關係處在既合作又矛盾的狀態。

 

國家權力向全球化上傳，也向地方下放，權力結構動態重組的過程是全球化帶來的巨大影響，世界因而改變，我們的生活當然也受影響。

 

 

課題二：全球化與社區總體營造

 

1、社區不再是國家的小媳婦──國家社會共同體的提出

 

1990年代之前，國家力量強勢控制社會，社區的基層組織如農漁會等，都是國家控制思維下的產物，將民間社會科層化以便控制。即便1960年代開始推動的「社區發展」乃至後來大量成立的社區發展協會，也有這一思維的背景。1993年文建會主委申學庸提出以文化發展策略來重建社區工作，這時社區的主體性格才開始被提及，但是仍然強調「國家社會共同體」的概念，也就是說民間社會與國家機器的分際仍然模糊。後來民間學者強力批判文建會試圖透過社造的資源分配重新主導社區議題，建構一個新國家認同（甚至是台獨的滲透），與這種模糊當然相關。

 

不過共同體的概念已經將社會拉到與國家並置的程度，跟過去相比當然進步很多，問題在於這個轉化是怎麼來的？用另一種方式來問，台灣現代化的過程是被一種單向度的價值觀所驅動，鄉村向城市看齊，種田不如做生意，當黑手比不上坐辦公桌，螢火蟲沒有霓虹燈燦爛（社造之所以需要的大部分原因，正好來自於現代化的失落與空洞），而一手主導現代化的國家力量怎麼可能自己反對自己，從要人民服從國家變成強調居民參與和自主意識的重要性。

解釋並不難，物質文明上的現代化代表一種更高度分工的社會結構，就個人來說，這意味著從傳統的生產關係中解放出來造就了個人主義的抬頭，也代表個人自主性的提高；就群體來說，這表示了民間經濟實力的壯大與更複雜的社會網絡的形成，國家愈來愈難全面介入這種種層面。個體與群體的發展都削弱了國家的權威與控制力，共同體概念的提出正好反映了這個事實。

 

精神文明上的現代化，則來自政治民主以及伴隨的言論自由與本土化訴求，這相當程度改變了國家的內在本質，國家與民間社會既互為主體也互為客體，共同體的說法正體現了這種辯證關係。

 

這種種都解釋了社區不只是單純的地緣關係或是生活圈的概念，在不同的歷史情境下，社區也被賦予了不一樣的社會位置。從國家控制到共同體的轉化，可以視為台灣戰後社區主體論述的第一階段進程。

 

 

2、小媳婦熬成婆──從共同體到聯盟關係

 

幾年來台灣社造的發展過程，讓我們能夠比較清楚的檢視社會權力關係的變化，特別是在社區的主體性方面。

 

國家社會共同體究竟是怎麼樣的關係，其實需要做更進一步的釐清。首先是社區主體性方面：這樣的說法是國家對社會力量的收編還是看見社區主體發展的可能？這無法光從社區與社區工作者接受公部門經費的補助來下定論，關鍵在於資源下放的同時，是否要求權力上繳？如果是，則代表了國家意志的延伸，不過從這幾年社區工作的重點在於社區意識與在地認同的情形來看，資源與權力是同時下放到地方的（地方承接的能量不足是另一回事），這佐證了這幾年台灣社會權力結構的轉型，也呼應了民間力量的日益壯大，但是壯大不等於主體的建構，社造正是這種進一步發展的過程，國家社會共同體也就成為由國家獨大的局面往社會這邊傾斜的平衡過程。

其次要釐清的是國家社會共同體的實質意涵與作用。從現代化（或者加上後現代化）到社會結構的轉化乃至於全球化，是一個歷史的發展脈絡，依著這個脈絡，我們愈來愈可以從所謂的共同體中釐清國家與社會／社區兩種主體的差別。這麼說是因為地方主體在全球化底下變得重要而顯著，並且逐漸的從「共同體」中鮮明的獨立出來，於是當我們再次檢視國家與社區的關係時，就能發現彼此合作的可能性愈來愈大，特別在社造這個領域，合作的態勢或痕跡不難觀察出來，這使得收編的疑慮已經不再，即使連國家社會共同體這一敘述也已經不符實際，用「聯盟」來描述可能更適合目前國家與社區可能發展出來的關係，而這一聯盟的基礎當然建立在面對全球化的挑戰。

 

 

 

3、一種關於幸福的聯想

 

社造工作同時是知識份子的社會實踐與社區居民主體的展現，「實踐」與「主體」都揭示了相對應的社會與歷史條件，這使得社造工作雖然在社區的範疇內操作，但是再細微的工作內容都有與社會及歷史對話的文本。探詢這些文本，並試圖將其置放在社會關係的脈絡底下，那麼我們所一直追求的關於社造的論述系統或許就能慢慢的建立，進而和社會與歷史對話。

 

至於操作策略，一方面從論述系統而來，一方面從田野而來，這會讓我們可以比較充裕的回到社區深耕的同時，也更清楚的看待這個世界，然後再反芻到我們的工作之中。

 

比較冷靜的來看待全球化這回事，我們就能慢慢釐清社造這九年來的一些本質性的問題，然後再去思考我們在台灣社會中的情境。這麼說著說著，我突然想到，在大家逐漸習慣國產米與外來米被一起擺在超市的置物架上比價格戰，都快忘記稻米是長在農村的土地上，由農人辛苦拉拔長大的今天，我們還能做著一件跟尋找在地認同相關的事情，坦白說，其實滿幸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