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社造之路

我出生宜蘭二結，是夾在市與鎮之間的一個小鄉鎮。國中之前，我很少離開宜蘭縣境。九年國教的基礎學程，除了繪畫，成績乏善可陳。因此，國中畢業後，在兄姐安排下，北上就讀中國市政專科學校(現改制為中國科技大學)企業管理科，專攻企管。70年代的台灣社會，政府正積極推動以農養工政策，各項經濟建設如箭在弦上、蓄勢待發，商業方面的相關人才需求甚殷。在讀書就是為了就業的觀念下，選讀企管，原就意在鋪設未來的就業之途。 　 

 

就業能力的建立與自我意識的啟蒙，顯然沒有必然關連。關於自己為何讀商，心中全無定見，只知道畢業後找工作容易。至於個人興趣、人生追求或自我實踐等不確定想像，並不在我學商的歷程中，扮演主導性角色；甚至，連意識都不曾具體浮現。那時我以為，人生就是這樣。

 

畢業後留在台北工作，為的是生計與身份。從事鋼琴業務員期間，除了擁有一份收入外，浮沈台北異鄉，身心常感漂泊、無法安頓。因此，幾經周折決意返回宜蘭家鄉。在沒有太多選擇的情況下，進了一家私人經營的飼料工廠從事業務工作，後因企管專業轉任總務，繼升財務經理，最後在管理能力獲肯定下，升任總經理一職，直到退職。

 

 

回鄉工作、結婚生子，十年如一日往返於工廠與家庭期間，我發現，曾經以農為生的家鄉景物，在轉向工商社會的過程中，逐日衰敗、荒涼。原本環繞農事運作的生活節奏，在田地廢耕、人力不足的情形下，漸次解體。相較於絢爛熱鬧的城市魅力，單調無力的鄉村風光，已經留不住年輕人的腳步。只有老葉、不見新枝的鄉村文化，在台灣多元文化的光譜中漸漸失色。我常想，如果文化具有多重價值，那選擇鄉村生活或故鄉生活的我，是否就注定走向頹敗的命運呢？

 

我很希望能改變此一宿命。但我能做甚麼呢？哪裡會是我的使力點呢？我知道不會是以政治勢力掌握資源的地方派系，也不會是以商業利益為依歸的共享團體；甚至，在探詢如何與他人產生連結的紐帶中，我也不曾考慮過以民間信仰為叢結的廟會團體。直到孩子長大、入學，基於關心小孩教育的前提下，我才參與了家長會的運作。這也是我回鄉後，首次與地方人士產生連結。只是沒想到這樣的連結已預鋪我往後從事社造工作，進而成為我社區意識啟蒙的轉折點。

 

在說明我如何從事社造工作前，與二結王公廟的結緣是一段不可跳過的中介。加入家長會為的是孩子的教育環境，但會重新走進地方廟宇，為的卻是我自己。王公廟是二結人的信仰中心，家人無論大小，都曾走進廟裡，祈求神明佑保平安、順利。但回鄉後我並沒有積極參與廟會事物，直到我職場遇困求助於神明，爾後為了還願才開始參與廟務工作。

 

但也就在從事廟務工作後我才發現，環繞在王公廟四周的，不是空間意義上的祭祀圈，而是眾生。是廟將這些芸芸眾生圈進共享的信仰氛圍，在一年一度的王公生祭典中彼此交換生息。我的社造工作或是說大二結文教促進會的社造工作，就是建立在王公廟的基礎上，以不同的向度呼喚二結社區居民。

　　

從廟出發，我開始一段新的人生旅程。　起初只是想說如何把人重新聯繫起來，接著就發現，把人聯繫起來的背後有一整片的回憶。是這片無形無色的回憶之網，讓生活其中的眾生有了相通、共享的渠道，進而成就所謂的社區網絡。就是因為這個既存網絡，才與文建會所推動的社區總體營造政策有了接軌的可能性。

 

就是這樣的因緣，我一腳踩進二結地區的社造工作。最初我們以辦中秋聯歡晚會的形式試著認識社區居民，然後才有社區文史調查、耆老訪問、舊廟平移造新廟、再造穀倉新活力、參與二結圳重建工程、中興紙廠轉型紙博物館規劃，以及博物館家族與地方文化保存構想等活動的展開。

 

在從事社造工作的過程中，適逢台灣政治結構劇烈重組，以地方為主體的文化再造工作，也就成為建立台灣意識的重要舞台。當各方勢力轉進地方形成運動時，對地方生態必然造成震動。活動在此氛圍中的我，也感受到不同層次的變化。俯仰之中，各式各樣的問題不斷浮出檯面，我的社區意識因此開始從地方情感的連結轉向公民認知的議題。我試著想要釐清自己與他人、地方與國家、台灣與全球間的辯證關係。

 

投入社造工作長達十幾年的經驗，不確知能不能稱之為邁向社會改革之路，但可肯定的是，這些經驗必然有條件轉化成社會改造的養分，成為社區「營造新故鄉」所必要的能量。